保理业务

所以卖方与银行行之间的民事争议应该适用《合同法》第65条——约
更新时间:2019-10-29 04:46 浏览:69 关闭窗口 打印此页

  案例(2014)闽民终字第1327号,买方作为上诉人提起上诉时称:如果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应由上诉人所在地法院管辖,保理合同以及保证合同中的管辖权约定对上诉人没有约束力;如果被上诉人起诉行使的是追偿权,那么可以按其和卖方之间的约定确定管辖法院,但不应当列上诉人为被告。

  7.最后需要考虑的是以远期支票或承兑的汇票作为分期付款的标志。如果采用债权人开出并背书给保理商的汇票方式,则保理商作为债权人的地位就能更加确立,避免受债务人可能提起的争议的影响。

  担保方答辩时认为银行起诉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不是基于金融借款合同关系,本案中不存在金融借款合同,而是保理业务合同,法律上很难界定合同性质。现银行就金融借款关系和债权转让关系一并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

  担保方作为上诉人提起上诉时称:一审裁定依据主合同约定确定管辖权虽无不妥,但直接依据不具备真实性的《自然人保证合同》直接将担保人列为被告,并纳入管辖没有法律依据。

  随着商业保理试验区的地方性法律文件的出台,其在立法层面上对商业保理的业务范围做了界定,法院在以后审理涉保理纠纷的案件时可以依据这些文件认定保理合同的效力。但我们应该看到关于商业保理的三个规范文件在适用上均只具有地方性效力,而国家层面上仅有商务部发布了《商业保理企业管理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对商业保理做了类似的界定,但此文件仅仅是征求意见稿,还不具有法律效力,迫切需要国家层面的立法对保理合同进行统一界定。

  法院认为《合同法》并未专门规定保理合同,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亦未规定保理合同纠纷的案由,因此,保理合同属于无名合同。《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约定了资金融通以及应收账款的转让等内容,在法律性质上兼具了借款合同与债权转让合同法律关系的主要特征,借款关系或者债权转让仅是保理合同的一个方面,均不足以概括保理合同的全部内容。确定为合同纠纷并无不妥。

  案例 (2010)徐商初字第0070号中,法院查明本案当事人签订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约定销货方以与购货方之间形成的应收账款,向工商银行邳州支行办理有追索权的国内保理业务,即销货方将应收账款转让给工商银行邳州支行,工商银行邳州支行为销货方提供金融融资服务。裁判意见中认为虽然名义上为国内保理业务合同,但实质上系销货方向工商银行邳州支行贷款融资,应属借款合同纠纷范畴。

  买方提起上诉,称:原审裁定中“《煤炭购销合同》是《保理合同》》建立的前提条件”的表述,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是错误的。银行与上诉人之间的纠纷是应收账款转让而产生的一般债权债务纠纷,应遵循一般管辖原则,由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

  关于法院对保理业务的认定有不同意见,大部分法院认可保理合同关系。少数法院则将保理合同认定为借款合同、票据质押贷款合同或者金融借贷合同。

  在日常贷后管理过程中,发票还需要定期进行复查。一方面可以通过对保理卖方财务系统安装监控软件来进行控制,防范对已有发票进行冲销的情况。但如果保理卖方无法配合,则需要定期对已有发票进行定期查询和不定期抽查。另一方面,融资机构要加强与保理买方的联系,特别是财务机构的联系,定期就已经质押或转让的应收账款进行二次核对,明确应收账款中已经到期和未到期的应收账款余额以及应当回款和已经回款的余额,明确保理买方的责任,并留存相应的书面材料。

  在某些情况下,债权人向债务人提供信用时会要求债务人向债权人开出汇票。这样债权人可以将汇票贴现以获取资金,当然他也就不会再去做保理。但是经常有些保理客户的债务人愿意承诺汇票。如果采用汇票,则大量费时的催款工作可以省去,这种方便带来的好处将超过承兑汇票所花费的管理支出。如果第一次提示汇票时债务人拒付,而债务人又没有提出汇票延期的要求,那么马上可以诉诸法律收款。

  案例(2012)杭西商初字第751号中,银行与应收账款债权人签订了保理合同,并由担保方提供最高额保证。应收账款到期后,债务人未付款,债权人不进行回购。银行向法院提起诉讼。

  针对合同对应的发票,一定要做到发票与业务合同相对应。主要要素包括发票中的品名是否与交易标的一致,发票中的单价是否与贸易合同中约定存在较大偏差。发票是否存在单张金额超过合理阀值的情况(超过以往交易习惯单张发票金额的50%以上)。对以上事项审核结束后,还要在官方网站中对发票的真伪进行查验,检查是否存在套票的情况。全部审查环节结束后,还要在发票的正面加盖已经质押或转让的标识。

  在统计研究的238个案例中,保理商的主要客户群遍布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建筑业、能源业等领域,其中,从事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的卖方数量最多,比例达到37.4%和23.1%。

  案例(2013)南商初字第663号中,银行作为保理商起诉卖方要求其承担还款责任,江苏省无锡市南长区人民法院作出裁判意见:保理业务是一项以债权人转让其对债务人以应收账款为前提,集融资、应收账款催收、管理及坏账担保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而本案中因应收账款转让实际未通知到应收账款债务人,导致该转让对应收账款债务人没有约束力,保理合同约定的融资期限届满后,按照保理合同中回购条款的约定银行(保理商)向应收账款债权人主张实现追索权,主债权债务关系最终还是固定在银行与应收账款债权人之间,该保理合同所产生的实际法律后果与借款合同并无区别,且银行同时也出具借款借据,故本案所涉保理合同实际应为借款合同。

  一般贸易合同中,对于签约双方的签约身份都进行了较为明确的约定,这主要是基于双方所处的贸易地位是基本平等的。需要关注的是我们续作的保理业务中,保理双方是否与贸易双方相一致,避免出现贸易合同中签约双方为被授权的销售部或者贸易中心等情况。从贸易本身来讲,如果经过贸易双方确认并执行,贸易合同是依然成立的。但对于保理业务来说,如果在确认应收账款时,没有发现或发现后也没有对签约事项进行明确。那么对日后可能产生的诉讼造成障碍。

  6.如果债务人是有限公司,分期付款须由公司董事长担保,也可由股东或其他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担保。如果债款数额很大,应当考虑把债权同公司(债务人)固定资产或担保个人财产联系起来。在债务人为个人或合伙人的情况下也应考虑对其财产提出要求。

  近几年发生的保理纠纷中,法院在对保理合同性质进行界定时,因大部分案件发生时相关规定并未出台,不能在法律层面上得到支持,所以不同法院也会有不同的意见。有一些银行保理商举着保理合同的旗子以应收账款为质押从事放贷业务,而《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六条规定:“以应收账款为质押的贷款,不属于保理业务范围”,很多法院就以不属于保理业务范围,不具有保理业务实质为由认定此类保理合同为借款合同。

  全部保理案件中,87.4%的一审诉讼程序系银行启动,占绝大部分。而保理商作为一审原告的案件中,国有四大银行占了银行保理纠纷的68.2%。

  不管是公开保理还是隐蔽保理,到了必须起诉的地步,债权转让肯定要通知债务人。如果需要把债权转让的形式完善为法律转让,那么还要再发一次转让通知。提早通知的好处在于能确定三方权利关系(特别是债务人抵消债务和反诉的权利)并防止债务人向债权人直接付款偿付。在公开保理情况下,债权转让通知附在发票上,保理商要在以后的联系过程中反复确认转让条款已为债务人收到通知的证据(即在对账单和催款信上反复确认)。

  (1)(2014)粤高法立民终字第54号中,法院认为保理合同中协议管辖的地点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协议管辖有效。(2014)浙杭辖终字第908号,法院认为保理合同为主要法律关系,应该由主要法律关系来确定管辖权,因此保理合同中协议管辖有效。

  保理业务是破解中小企业应收账款困境的利器。但是应收类业务自身也存在固有的操作风险要点,核心在于保理业务的贸易背景是否真实,贸易合同是否能够与应收账款相对应,而且如果对保理项下的贸易合同审查存在疏漏,未能及时发现贸易合同中的瑕疵,从而对应收账款的质押或者转让都埋下了极大的隐患,甚至导致无法有效追诉自身权益。以下就由笔者带领,看看如何有效分辨保理贸易合同中的是是非非。

  有时在收到保理商或其律师的催款信后,为了避免上法庭,债务人往往同意分期付款履行债务。如果保理商准备接受分期付款,他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案例(2014)赣民二终字第32号中,上诉人提起上诉时称:原审法院没有按照《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准确确定案由,未能理清本案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导致适用法律错误。

  案例(2014)榕民初字第376号中,银行作为保理商起诉买方和卖方要求其承担还款责任。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有追索权保理业务其实是由金融借贷和债权转让关系组成,其一,有追索权保理的主法律关系为金融借贷。有追索权保理的融资方向保理银行获取融资款,并转让其对买方应收账款,当应收账款无法收回时,卖方负有回购义务并应向保理银行承担还本付息的责任,卖方对于保理融资款仍负有最终的还款责任,故保理融资本质上是卖方与商业银行之间的资金借贷。其二,有追索权保理的从法律关系为债权让与担保。有追索权保理的保理银行虽受让了卖方对买方的应收账款债权,但保理银行受让应收账款后仅代为管理并收取应收账款,其与卖方内部之间形成信托关系。此外,保理银行收取款项若超过保理融资款及相应利息,余款亦应当退还卖方。当保理银行因应收账款无法收回而要求卖方承担还款责任,在卖方未偿清保理融资款前,保理银行仍有权向买方收取应收账款用以偿还主债权。综上,应收账款转让的目的在于清偿主债务或担保主债务得到清偿,故有追索权保理的从法律关系为债权让与担保关系。

  1.保理商单独起诉买方管辖权确定:依据“基础合同”中约定管辖条款确定管辖权

  我国对保理合同纠纷的管辖还没有全国性质的统一规范,在统计的案例中,法院对于保理纠纷所引起的诉讼管辖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做法:(1)保理商单独起诉买方时,采用买卖方之间的基础合同确定管辖权。(2)保理商同时起诉卖方与买方时,采用保理合同中协议管辖条款。(3)保理商附带起诉保证方的,保证合同的管辖权采用保理合同中的协议管辖条款。

  上诉法院认为:保理合同所确定的法律关系为本案的主要法律关系,因此,应当依此主要法律关系来确定本案管辖。依据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的约定,因该合同所引起的一切争议、纠纷,“在甲方所在地法院通过诉讼方式解决”,该项约定意思表示明确,符合法律规定,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据此,确定本案应当由甲方所在地法院管辖,则原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买方作为本案的共同被告亦应遵从本案的管辖原则。

  法院认为:银行作为保理商,主张其所受让于对于买方的应收账款和《保理协议书》项下的融资款已界清偿期,一并向卖方和买方提起诉讼,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上诉人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起诉,行使的是追索权,不应当列其为被告为由,主张管辖权异议,理由不能成立。《融资额度协议》、《保理协议书》均约定了协议管辖条款,选定银行住所地人民法院为管辖法院。虽然银行针对买方的起诉涉及不同的法律关系,但系基于同一法律事实,所主张的给付请求指向同一诉讼标的,应当合并审理。在银行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并起诉,且买方并未主张已就双方之间的本案争议向其他人民法院起诉的情形下,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为受诉法院一并对银行诉应收账款债务人的纠纷行使管辖权并无不当。

  (2)案例(2014)粤高法立民终字第54号,银行同时起诉卖方与买方,一审中,法院认为涉案《买卖合同》为《保理合同》建立的前提条件,确定本案管辖应以涉案《买卖合同》为依据。《买卖合同》第七条约定合法有效的协议管辖条款,即合同任何一方可向广州市所辖法院提起诉讼。现银行受让涉案债权后取代原债权人成为新的债权人,上述协议管辖条款亦自然转让,继续有效,故原审法院据此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4.在贴现息一直计算到债款收回日的情况下为维护债权人利益,在其他情况下为维护保理商的利益,协议应规定一个不低于贴现率的利息率。

  保理商拿到真实有效的汇票后就拥有了收款权,债务人不能拒付或在未提前通知保理商的情况下提出反诉。如果债权人没有将汇票背书,保理商可以根据保理协议赋予他的权利代替债权人背书。但是,尽管保理商已通知自己的银行对以债权人为受益人而且债权人没有背书的支付凭证进行托收,在汇票的情况下保理商最好还是代替债权人将凭证背书,以保证他债权人的权利。因此许多保理商将所有即期汇票进行背书,以防止债权人破产的风险。在成为绝对债权人后,保理商就可以减少争议和债务人反诉造成的影响。

  2.协议必须明确分期付款所指的是哪几笔债款,对应的准确金额和发票是什么。

  我国第一起保理纠纷产生于1996年,是云南省纺织品进出口公司诉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保理合同纠纷案(案号:(1996)昆法经初字第75号)。从2012年开始,保理纠纷数量不断增长,并且有继续增长的趋势。

  债务人收到债权转让的通知后,他会等待保理商寄给他一份对账单及付款通知。保理商在接到有关发票日期、金额和付款到期日的资料后会将其输人计算机。通过随之产生的销售分户账可以得出清楚的对账单,列明每张发票及其到期日。保理商最好在每份对账单上注明转让条款,这不仅可以作为对债务人债权转让的提示,还可以作为债务人已知晓债权转让的证据。如果债务人否认收到通知,在没有文字记录的情况下,保理商要证明债务人收到过附有转让通知的发票不是件容易的事。定期、及时、准确地向债务人送交对账单就成了保理商催收账款的基础。

  法院认为,合同债权转让的构成要件主要包括“须有有效的合同债权存在,合同债权的转让人与受让人应达成转让协议,债权的转让应当通知债务人,转让的合同债权必须依法可以转让”等。本案卖方与银行在保理协议中约定,将卖方因销售货物对买方公司所享有的应收账款转让给光大银行,买方在《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中确认欠款金额,且案涉债权转让并不属于我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的三种不得转让之情形。本案债权转让符合债权转让的构成要件,债权转让行为有效,本院将本案案由确定为债权转让合同纠纷。

  有的法院把保理合同纠纷的案由确定为借款合同纠纷和追偿权纠纷,但在裁判意见中没有具体指明确定的理由,所以此处就不在进行详细阐述。

  2.保理商起诉卖方和买方管辖权确定:依据“保理合同”中约定管辖条款确定管辖权

  在对案件的纠纷产生原因进行分析时,占据56%的情形为买方不付款或卖方不回购。而其他的纠纷产生原因共计108个,因较为分散而且每个案件的纠纷产生原因不止一个,所以单独列出。在其他的纠纷产生原因中占具较大比例的为管辖权争议、买卖双方虚假交易和伪造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

  当提示、要求甚至威胁都未能收回债款时,通常保理商要同债权人商量对策。有时为了管理上方便,除了对一些特殊客户外,债权人会放弃商量的权利而允许保理商直接诉诸法律收款。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同债权人商量一下往往就可以想出办法,避免使用法律。一个有效的催收账款的工作体系的标志就是在不找律师的情况下将款收回。申请破产的威胁往往能使债务人付款而不用保理商告到法庭。

  案例(2012)杭滨商初字第352号,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滨江支行诉杭州市重特钢铁材料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中,各被告主张银行开展的保理业务没有法律依据,超出银行业务经营范围,故保理合同无效。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认为根据中国建设银行的建总发(2008)48号文件的规定,中国建设银行在分支机构范围内开展国内的保理业务,故本院认定当事人订立的《保理合同》具有合法性。

  案例(2015)豫法民管字第00041号中,法院也持有相同意见,认为因保理合同产生的纠纷系一类新出现的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的通知》中没有保理合同纠纷这一案由,故本案案由确定为合同纠纷。

  标准格式的催款信由计算机在账款过期若干天后打出,最好留下复印件,以便以后诉诸法律时证明保理商曾经做过哪些催款工作。至少应保留一份催款信内容记录以及收信人和发信日期的证明。由于同样的原因,所有的电话记录都要保留。发电传时对方回码会出现在保理商这边的电传机上,发传真时要保留传送成功的记录。

  在保理项下,一般汇票由保理商直接开给债务人,并确保债务人承诺,债权人把这些工作看作保理商的责任。但也有许多场合由债权人负责开出汇票,并在债务人承诺后背书转让给保理商。一般除非保理商拿到背书转让给他的汇票,他不会支付预付款。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因履行涉案《保理合同》过程中产生纠纷引起的。涉案《保理合同》、《银团保理保证合同》均约定内容明确的协议管辖条款,即由保理商住所地人民法院通过诉讼方式解决。上述查明的情况显示,本案合同履行地是在广东省广州市;银行的住所地也位于广东省广州市;且卖方的住所地亦在广东省广州市。因此,广东省广州市属于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涉案协议管辖条款应确认有效,原审法院依法对本案拥有管辖权。

  最近的几年,保理合同纠纷频发,但是司法实践中由于我国没有关于保理的直接立法,最高人民法院也没有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因此各地法院在审理保理合同纠纷过程中对于保理的理解不尽相同,盈科保理律师团队收集整理了近1000个保理的合同纠纷,从中挑选了238个较为典型的案例进行分析研究,针对不同的争议焦点进行总结,分析各地法院在司法实践中的审判要点,进而倒推保理商在具体业务操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从而形成了盈科保理律师团队的研究成果,应用于为客户进行风险管理的法律服务实践中。

  上诉法院认为,银行的诉讼请求涉及债权转让引起的买卖合同关系、保理合同关系及以保理合同为主合同的保证合同关系。因在债权转让关系中,新债权人未与债务人重新达成管辖约定且原合同管辖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原合同管辖约定仍然有效,本案原合同即买卖方之间签订的买卖合同中约定了管辖法院为买方(江铜公司)所在地法院,故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债权转让引起的买卖合同关系纠纷没有管辖权。

  在统计研究的238个案例中,未设定任何担保的案件有43个,占18%,而在有担保案件中大部分采用了连带保证和抵押的担保形式,并且大部分案件同时设立了几种担保方式。

  在签订保理协议之前和在保理协议执行过程中,保理商必须准确记录债务人的法人名称。确切的贸易方式和付款条件对保理商和债权人也很重要,发票应与规定的付款条件一致。如果对这些事项不格外小心,保理商对账单的到期日错误和催收未到期的应收账款会使问题加重,并有损于合同双方的商务关系。这样的错误会使收款延误并最终在诉诸法律收款时给债务人以托辞。发票上应附有债权转让给保理商的声明以及让债务人直接付款给保理商的通知。这些通知应印在发票上,有的保理商把转让通知印在不干胶的标签上贴在发票上,但这样做容易造成遗失。最有效的办法是让债务人将知悉债权转让的通知及同意按合同条件付款给保理商的证明回执寄给保理商,但债务人有时不愿意这样配合。

  另外,在贸易合同中,针对与合同标的双方还会设置预付款和质保金条款。预付款部分一般是不能计算在应收账款额度当中的,而质保金条款需要根据质保时间来进行分析。如果质保期间较短(一年以内),且保理买方能够提前就质保金部分确认保理卖方已经履行质保责任,那融资机构通过审查可以审慎的将该部分纳入应收账款额度当中。

  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并没有涉及保理合同纠纷,通过对近几年几百个涉保理纠纷的案件进行研究发现,不同的法院对案由的确定有不同的观点。而法院对保理合同性质的界定,因大部分案件发生时相关规定并未出台,不能在法律层面上得到支持,所以不同法院也会有不同的意见,当然这也与有些案件中当事人所签署保理合同并不具有典型的保理业务条款及未完全依照保理业务流程有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在审核贸易合同生效条款时,要注意是否已经加盖了产生生效效力的印章。一般来说,贸易合同中大多加盖的不是行政公章,而是合同专用章,财务章,业务章等代替,这也是为了便于销售部门能够更为便捷的签署贸易合同的一种变通手段。但作为融资机构需要重点关注的是,以非行政公章签署贸易合同是否符合以往的贸易习惯并得到了买卖双方的共同确认。特别是在应收账款操作过程中,需要将转让或质押的应收账款对应的贸易合同与授信审批时提供的贸易合同进行对比。同时,由于目前贸易双方均采用的是传签的方式来签订合同,从既有判例的判决情况来分析,融资机构应当从审慎的角度出发。对双方签订的贸易合同原件进行相应的审查,必要时需要留存双方签订贸易合同原件的影像资料。这样做也是为了确保日后可能出现诉讼的情况下,融资机构能够提供更为有利贸易背景的证明资料,从而避免承担未能尽职调查的责任。

  打官司时需要告知律师的详细情况包括:债款金额、发票日期、付款到期日及债权人和债务人的法定名称全称,律师必须调取债权人或债务人的公司注册地址、法定代表人。另外保理商还应该在找律师之前再仔细核查一遍订单的详细内容,特别是到期日和交货期,尽可能地避免债务人可能的托辞。再有就是保理商应了解有没有一些贸易惯例或规则显示提供给债务人的信用放账过多。

  对于账款的催收一般有一封比一封措辞更强硬的催款信,一般由保理商和债权人事先商定并随时协商更改。有必要让债权人的工作人员与债务人的账户管理部门建立经常性的电话联系。这样,万一出现收付款方面的质疑和争议,问题能得到马上澄清,从而避免拖延付款。

  案例(2013)苏中商终字第0574号,担保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要求免除自己的责任。法院的裁判意见:建行太仓分行与科立特公司(基础合同卖方)签订的保理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保理合同签订后,建行太仓分行按约向卖方提供了相应金额的保理预付款。因为本案中的保理合同赋予了建行太仓分行在符合相应条件下的追索权,即使卖方已向建行太仓分行出具转让买方应收账款的通知,在建行太仓分行未获清偿的情况下,卖方仍是买方的债权人,所以建行太仓分行与卖方之间有追索权的保理合同实质是以债权质押为担保的借款合同。

  大多数情况下保理商与债务人之间没有契约关系。保理商有权向债务人收取货款完全是因为保理商买下了应收账款,得到了债权转让。

  贸易合同标的的描述一般均需要援引国家标准。从金融机构本身来说,对于纷繁复杂的产品国标是不具备专业的分析和认知能力的,所以从国标本身出发去审核标的是否符合交易要求是不切合实际的。从贸易合同的条款分析,对于保理买方一般都会赋予核验货物并抽查质量的权力,并明确买方确认后才视为收货完毕。因此,作为金融机构对贸易合同标的审核时,一方面应当要求卖方提供交接货物时取得的运输单据、入库单据以及随车质量检测单据等资料,从卖方核实是否已经真实完成了交货动作,履行了提供贸易合同标的的义务。另一方面,可以在确认应收账款时,由保理买方通过书面形式确认卖方已经完成了履约责任,并排除双方对于贸易合同标的的质量问题。

  5.协议中应规定债务人一旦违约,所有未付款部分马上变成全部到期,否则保理商会被迫对每一笔分期应付款提起诉讼。

  而对于总合同形式的贸易合同,融资机构需要予以认真审查。因为在此类合同中,特别是买方处于强势地位时,一般对卖方的资格以及义务都会进行非常细致的描述。所以对于卖方的签约资格的规定要进行详细的筛查。一方面需要查阅是否存在按照一定频率对卖方的供货资格进行定期检查的要求;另一方面,要查阅是否存在对卖方定期履行一定资格认证的要求。因为如果出现以上条款,对于采用应收账款池模式的保理业务存在着致命的威胁。因为在应收账款池模式项下保理买方仅仅就转让事项确认一次,后续的应收账款将根据融资机构的审查,持续进入应收账款池作为担保,前期到期未能回款的应收账款将自动从应收账款池中予以剔除。所以在后期管理过程中,如果疏于管理保理卖方的供货资格,那即便是保理卖方已经失去了供货资格,也可能出现为了融资而故意开具发票形成虚假的应收账款入池,从而导致融资方的还款来源落空。

  (2013)二中民终字第16350号,银行起诉卖方与担保方,一审过程中担保方辩称:《保证合同》与《保理合同》虽然共同约定了管辖法院,但保证合同真实性有异议,不能适用。一审法院认为银行依据其与卖方对协议管辖的约定向法院提起诉讼并无不妥,保证合同中签名的真实性需经法院实体审理后另行判定,担保方的主张并不影响法院依据现有证据确定案件管辖权。

  (3)案例(2014)浙杭辖终字第908号,买方作为上诉人认为:保理合同中管辖权的约定,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理,对买方不应产生约束力。银行向买方提起诉讼,应当依据买卖方之间确立债权债务关系的合同中关于管辖权的约定作为依据,或根据法律规定来确定管辖法院,而不应当依据保理合同中的管辖约定。

  对商业保理业务的界定可见于2014年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制定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业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2013年重庆市商委、市外经贸委、两江新区管委会共同制定的《重庆两江新区商业保理(试点)管理办法》和2013年天津市人民政府制定的《天津市商业保理业试点管理办法》。以上规定均将商业保理界定为销售商(债权人)将其与买方(债务人)订立的货物销售(服务)合同所产生的应收账款转让给商业保理公司,由商业保理公司为其提供贸易融资、应收账款管理与催收等综合性商贸服务。

  从表中可看出,保理纠纷的主要发生地集中在浙江、江苏、上海、广东这四个省份,其中浙江省发生的保理纠纷数量以77例为最。

  保理业务按照保理商的不同可分为银行保理和商业保理,对银行保理业务的界定可见于2014年银监会发布的《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其第六条规定:“本办法所称保理业务是以债权人转让其应收账款为前提,集应收账款催收、管理、坏账担保及融资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

  的通知》中指出:案由的表述方式原则上确定为“法律关系性质”加“纠纷”,一般不再包含争议焦点、标的物、侵权方式等要素。另外,考虑到当事人诉争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具有复杂性,为了更准确地体现诉争的民事法律关系和便于司法统计,《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在坚持以法律关系性质作为案由的确定标准的同时,对少部分案由也依据请求权、形成权或者确认之诉、形成之诉的标准进行确定。

  保理合同在我国并没有直接案由的规定,法院对于案由的确定,基本有以下几种思路。其中法院主流观点是把保理合同案件的案由界定为金融合同借款纠纷。

  案例(2012)普民二(商)初字第802号中,银行作为保理商起诉卖方要求其承担还款责任。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认为:银行保理业务是一项以债权人转让其应收账款为前提,集融资、应收账款催收、管理及坏账担保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其最主要的特征为银行通过受让债权取得对基础合同债务人的直接请求权。由于本案中银行采用的是隐蔽型保理,并未将应收账款转让的事实通知债务人,因此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事实上,原告(保理商)没有在保理账户内扣划到《应收账款转让清单》中所涉及的款项,在获知基础合同的债务人向被告履行了全部付款义务后,原告也没有提出异议。从整个保理业务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看,也无法看出银行提供了应收账款催收、应收账款管理、坏账担保中的任何一项服务。故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仅有保理业务之形,而无保理业务之实,原、被告之间的关系实质是票据质押贷款。

  在诉诸法律前,保理商必须弄清事实,特别是在债务人规模大、信誉良好的情况下,保理商应该向债务人公司的高级主管人员询问一下有关情况,或打电话、或发电传,或传真。如果是电话联系,事后要追一封电传或传真。很可能债务人应付款管理部门在上述情况下认为没有必要理会保理商的催款信或电话,债务人高层管理人员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公司已经付款迟缓。许多情况下与债务人有关人士联系一下很可能就避免了不愉快也不必要的法律纠纷。

  法院认为:保理业务是一项以债权人转让其应收债权为前提,集融资、应收账款催收、管理及坏账担保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有追索权的保理业务是指销货方(债权人)将其因向购货方(债务人)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或其他原因所产生的应收账款转让给银行,由银行为销货方提供应收账款融资及相关的综合性金融服务,若购货方在约定期限内不能足额偿付应收账款,银行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向销货方追索未偿融资款。从以上有关保理业务的定义及性质可知,保理业务系金融业务的一种,因此本案案由确定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并无不妥,亦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的规定。

  除非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有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或者以债的性质不能转让,保理商对转让给他的应收账款有绝对的收款权,不必征得债务人的同意。但保理商只能按合同规定的条件收取账款,因此,保理商应当仔细审查债权人的标准合同条款,特别是要注意有关付款到期日和允许的最高折扣等内容的条款,并要要求债权人将实际合同对标准合同做出修改的地方通知自己。作为一个付钱购买债权的人,保理商有权确定自己应得到的权利。

  二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的规定: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发生纠纷提起的诉讼,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本案中,《信用保险国内保理合同》约定双方当事人发生纠纷可以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原审原告的住所地为北京市丰台区,故该约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关于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的规定,应属有效,一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案例(2015)浙杭商终字第502号中,银行与卖方签订保理合同,应收账款到期后买方拒绝付款,卖方也未进行回购,银行只起诉了买方。一审时法院认为,买方已经在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上确认盖章,视为对应收账款转让知情,需承担付款义务。二审时,买方作为上诉人称:银行与卖方之间的融资业务的性质,债权债务转移的保理业务只是形式,其实质是短期贷款业务。所以卖方与银行行之间的民事争议应该适用《合同法》第65条——约定由第三人履行,而不是第79条——债权债务转移。

  (2014)赣立终字第44号,银行与应收账款债权人签订保理合同,应收账款到期后,银行未收到保理预付款,就起诉应收账款债务人。应收账款债务人作为上诉人,提起上诉时称:本案是因债权转让而引起的“买卖合同”纠纷,应根据买卖方签署的买卖合同管辖条款约定,由上诉人所在地法院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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